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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笔▏孙毅:童年撷趣(二)

孙毅 溪流之海洋人生 2023-05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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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4岁跟随外公到北田村生活,1969年春,入读北田小学,成为一名一年级的学生。北田村村子不大,却也有六、七处有钱人家的大院,其中一处叫“大门院”,为三进院落,一进院有马厩,大车可以进出,是北田村唯一的一户地主院,土改时分给了七户贫雇农,外公就住在“大门院”三进院的西厢房里,外公担任大队代销员,家里同时也是村里的代销店;北田小学占用了另一处富农的两进院,和“大门院”相距也就50米,上学十分方便。

北田小学共有五个年级,却只有一位老师,也就是说一人要同时教授五个年级,那这课该怎么上呢?院内正房堂屋和西厢房是教室,每间教室左右两面墙上都有一块水泥砂浆抹出的黑板。堂屋内一、二年级朝西坐,五年级朝东坐;西厢房内三年级朝南坐,四年级朝北坐。

我的第一任老师姓郝,和外公是同宗,两人年纪相仿。然而,郝先生(村里人都这么称呼)才是大门院真正的主人,据说其父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榆次县副县长,他本人是榆次泰山庙小学的老师,因其地主成分,独自一人回乡改造。城里的“先生”回来,大队就省得外请老师,自然郝先生被请到小学任教了。

小学里一年级的学生最爽,只有上午两节课,然后就回家耍去吧。课程主要是石板上识字和毛笔写仿,记得一开始都是由四、五年级的学生手把手用石笔在石板上教我们写字认字。郝先生给每人写一张仿影,学生们蒙上毛头纸用毛笔临写,先生会在写得好的笔画处打上红圈圈。

不到两个月,上边有指示,郝先生不能教书了。大队从东山里某地请来了张老师,其人男性,三十多岁,风流倜傥,放浪形骸,据说成份不好,还是单身。记得张老师到校后,为了扩大活动空间,就让大队将学校院子里的“二门”拆除,农村人最听“先生”的话,很快代表封建礼教的“二门”就没了,砖木堆了半院,下课后,低年级的男娃都在用拆下来的砖块垒城墙、玩打仗;张老师则和高年级的男学生在空地上弹玻璃球,一人对抗数人,还常常取胜。张老师来了后,我们一年级依然是由高年级学生帮教,但是,毛笔写仿取消了。

过了一段,张老师买回十几个簸箩,带着学生到地里采桑叶,开始养蚕,正屋西耳房是老师住所,东耳房就变成了蚕房,每天采回桑叶喂蚕,看着蚕宝宝一天天长大,煞是好玩儿。

学校后面是二队的打谷场,也是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,张老师的体育课就是教学生打弹弓,纸板上画上刘主席漫像,大鼻子上还点几粒麻子,纸板穿上细麻绳绑在枣树树干上,当作靶子,谁打中大鼻子就可获得体育高分。

深秋时节,草木枯黄,沟边边梁坡坡的圪针树上挂满了红红的酸枣,张老师便领上学生去摘酸枣。一年下来,教学游刃有余,副业红红火火。

郝先生离开学校,就搬到村西头和尚庙的窑洞里居住,有时也帮大队在街上写标语,先生十分认真,先打格,再双勾,再填色,那字实在是漂亮!在曾经是他家的“大门院”高大的西外墙上,就用一人高的宋体字刷了一行著名的语录: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!”1970年元旦前,一天傍晚,郝先生来外公的代销店买了一本月份牌子,并在他曾经居住、玩耍过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。过去富人辈分都低,郝先生比外公小两辈,他们“爷孙俩”相互尊重,慢声细语地聊了会儿,记得郝先生感慨道:“时间过得真快啊,不觉就要进入七十年代了!”北田村人厚道,印象中郝先生没有被强制劳动,风声不紧了就回县城了。

二年级还没结束,上边指示,张老师成分不好也不能教书了。村里只好再去请老师,这次请来的是大沟村一名年轻的女老师,也姓张,为了区别,本文中就称小张老师吧。小张老师身材不秀溜,但五官周正,梳着城里人才有的剪发头,显得洋气。

小张老师来后,五年级的学生归并到了上戈村联合学校,北田小学只剩下一至四年级,课程也正规了,语文课开始学拼音;体育课带着学生在打谷场边开挖跳高、跳远沙池,开设了跳高、跳远和短跑等项目。

那时我迷上了杀象棋,外公很快就不是我的对手,由于外公家兼做代销店的原因,院子里每天会聚几个老汉汉,都好下象棋,我开始和他们“捉对厮杀”,不久就变成老汉们一起对付我一个。玩得高兴,就不想上学,便让外公去学校给我请个病假,然后和老汉们“杀”个天昏地暗。两天后,小张老师来代销店打瓶醋,看见我跟老汉们玩得正欢,也不说什么,打好醋就走了,我也知道,明天该上学了。过一段,我又会“故伎重演”,小张老师也会在两天后来代销店买点什么。记得有一次,我家芦花鸡飞到了房上,我正爬到房上赶鸡,小张老师进了院子,这个“病”更是装不成了。

那年月,农村人一般都没有钟表,出工时生产队有人“呜叫”,上学就只能看“老爷儿”,也就是太阳的影子,一年四季,各家人都会根据自家房檐的影子走到哪儿来估摸时间。伏天的中午,大人们歇晌了,正是娃娃们活跃的时候,看看“老爷儿”还早,我便和几个要好的男娃相跟着到村西头洞门坡底的潇河里耍水,有时,被“好事者”看见会告给老师,小张老师就会冒着大太阳走上一里多地到洞门坡底去把我们抓回去。小张老师文静内向,不好训人,但是因为耍水,却狠狠地训过我们两次。

四年级开学不久,村里有两名女“回乡知青”从榆次一中毕业,一位姓郝,一位姓侯,她们回村自然就取代了小张老师,郝老师教一、四年级,侯老师教二、三年级。

郝老师成了我的第四任老师,这个郝老师虽然姓郝,却跟我外公和郝先生他们不同宗,属于外来户,她是我一个男同学的姐姐,是天生的老师料,据说后来一直升到乡中学校长。

老师多了,课程开设更齐全,有了音乐课,“六一”也排练节目了,一年级的娃们也没有“一天只上两节课”那么爽了,我们四年级也时行写日记了。说起写日记倒叫我想起一个人来,姓刘,他全家是从县城下放回原籍的,一天夜里,他到代销店买烟,看到我的日记本,就翻看起来,看了几篇日记,说:“写得挺好,不过不要每句话都用‘我’字开头。”叫我记忆深刻。刘先生也应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。

郝老师和侯老师当年应该还是二十不到的妮子,然而,管起学生来却特别严,侯老师带的三年级里有个唤做金拴的男娃,他家也在“大门院”住,也许人太笨,经常挨侯老师揍,一次课堂上听写生词,侯老师一看他石板上胡画的字就来了气,拿起石板照脑袋敲去,结果把头给敲破了,鲜血直流,侯老师也吓坏了,赶紧让学生去叫他家大人。不一会儿,身材像“天王”一样的金拴妈来了,见面就给侯老师赔不是,一边说老师管得好,一边骂她娃不争气,希望老师以后多管教。经这一折腾,金拴头上的血口也凝固了,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1973年春,我转回榆次反修学校读五年级,结束了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,也离开了给我启蒙的先生和老师们。

——2018年9月6日于魏榆城猫儿岭

【作者简介】孙毅,男,山西人,1962年出生,1978年考入大连舰艇学院海测系,1982年毕业,曾从事海洋测量工作33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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